当前位置： 首页 >> 机关建设
机关建设
文化复兴：传承五千年的文化命脉
2012/6/7 17:01:11 点击：12277
机关集体学习资料之一
文化复兴：传承五千年的文化命脉
主讲人 林毅夫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2年第1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样，在历史上是令人羡慕的文明大国。对中国来讲，尤其如此。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2000年前西方的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中国当时是汉朝，双方的交流不太多，但是，根据一些经济史学者的研究，双方大约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罗马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西方进入到所谓的“黑暗时期”，经济从鼎盛的罗马时代下滑到黑暗的农奴社会。中国在汉朝以后，经历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中华文明在不断地发展。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概在十八世纪也就是清朝初期之前的一两千年，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这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在不断地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尤其不少社会、政治、文化精英，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民族的昌盛进行了许多探索，做了不少的牺牲。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从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国家的4倍左右。同时，我国成了“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我个人有不少切身体验。1987年我从芝加哥学成回国。当时为了吸引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我记得很清楚，按照优惠政策，当时我可以免税带“八大件”回国，“八大件”的内容是什么呢？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当时在国内是紧俏的东西；我又带了一个热水器，还有四件是四个电风扇，因为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个，当时根本不敢想象像现在这样每个房间都有空调。这些年不仅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全国上下，包括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银行有一个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按此标准，我国在过去32年当中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它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希望在2015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跟1990年比，减少一半。其实，中国一个国家就使得联合国这项目标在几年前就完成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够缓过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周边的经济出现竞争性贬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启动内需和外需。东亚经济一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它们的产品跟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竞争，在危机冲击之下要想复苏，一方面要增加国内的内需，但对它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币贬值，中国的产品增加了出口竞争力，就会占领它们的市场，它们为了增加竞争力，就可能相继贬值，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加剧经济动荡，对大家都不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没有让人民币贬值，避免了出现竞争性贬值的不良后果。同时，在1998到2002年那段时间里，我国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东亚经济在危机之后的两年就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最大的贡献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这是自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而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我国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而且维持9-10%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同样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拉动力，这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那本书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飞机场的书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未减，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年到2010年是10.5%。
这样的成绩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也没想到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经济20年翻两番。当时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长多少。那时没有电脑，只能用手算。我花了整个下午算出来，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叫“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当时我认为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因为中国有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乎其下”，所以要把目标定高一点，才能鼓舞全国上下努力为那个目标去奋斗，即使没有达到7%，达到5%、6%也不错。但现在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32年每年平均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长速度，32年后我们的经济跟1978年比只增长了9.2倍，现在是每年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未能有同样的成绩？八十年代以后，进行改革开放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以及，跟1978年相比，我国确实是进步了很多，但是，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5万美元，我们还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就算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不过就是美国的20%，所以跟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维持较高速增长，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维持多久？
其次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由文化决定的，着名的如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之工业化、资本主义、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基础上的，这是文化决定论的一种代表观点。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属于黄色文明，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是蓝色文明，中国要富强，就必须舍弃保守落后的黄色文明，全盘西化，改变成西方进取的蓝色文明才会有希望。今天我就想跟各位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只有在全盘西化后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首先来谈为什么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能够持续32年以9.9%的速度增长。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按照着名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那时，其实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当时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不过是三四十岁，就是活七八十岁，也看不到任何经济的进步。进入19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每年只有0.05%，变成每年1%，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这样的速度，只要7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说，在19世纪如果一个人比较幸运，能活到70岁的话，从他当小孩到他行将就木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翻了一番。进入20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增加了一倍，从每年只有1%，变成每年2%，这样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为35年。到20世纪，西方国家一般人的预期寿命可以达到70岁，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两番了。从1，400年变成35年，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还在加速？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工业、服务业。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前面提到十八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一百年的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其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但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个优势的，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在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起来100项投入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实际上只有一项。也就是说投入100项，到最后真正能对生产和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像打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因为，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使用的技术比现有的技术好，生产率高，进入的产业比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高。但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现在用好的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因为这些技术有很多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即使还在保护期内，根据研究，一项技术只要超过10年，拿来用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和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根据一些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我们的台湾、香港，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的。我们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一直都存在，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呢？这跟发展战略有关。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一直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推翻了满清政府，经过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而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是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当时的重工业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专利费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先进的产业普遍被认为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愿意付钱买，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卖，因此，必须自己搞研发，付出的成本至少跟发达国家一样，甚至还要高，因为他们的基础比较好。
第二，这些产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价格按照市场来定比较高，而这种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资本的价格。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这些企业没法跟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企业竞争，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以低利率、汇率的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且，重工业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我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广大的农村，剩余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来动员以投资于重工业。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有它的成绩——在六十年代制造出原子弹，七十年代卫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就是资源的配置严重错位。应该讲，中国当时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得不到资金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产品非常短缺。
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发展战略，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地成为了“世界工厂”。比如像现在的计算机产业、手机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地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利用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原因，那为什么其他的转型中国家，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很多非洲国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呢？它们问题的根子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在相对落后的机制上发展现代产业。所以它们的计划配置产生的问题跟中国的问题是相同的。
在二战以后，即使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根据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去推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当时发展经济学只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距，即发达国家占优势的产业是先进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落后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于是就给发展中国家建议应该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它们出现的问题也跟中国一样，很多的扭曲、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积极性受到抑制等等。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八十年代纷纷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危机的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是跟它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和发展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建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思路雷同，“华盛顿共识”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化，资源由市场配置、价格由市场决定；以及后来的稳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采用稳定的宏观政策，不应该再去补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前面提到，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面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话，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雇佣了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扭曲、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花的更多。比如俄国的重工业现在变成由8个寡头集团所掌握，根据很多研究，现在给这8个寡头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所花的钱，比没有推行九十年代初的转型政策之前花的钱还多。
为什么呢？九十年代初我就跟许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争论，因为那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把它们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绝不会为了国家的强盛而自己掏腰包来补贴它们。私人资本家只是逐利，不赚钱的事不干。私有化之后这些私人资本家会利用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作为借口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当它还是国有财产的时候，不管是部级单位还是局级单位经理人员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护补贴，但拿了钱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里的，放在口袋里就是贪污，是犯法。但是私有了以后，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越多是天经地义，所以私有以后的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时期的保护补贴多。九十年代初，我跟很多国内外学者争论，当时只是理论推导，而现在大量实证经验证明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一些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只要他们经营的好，他们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在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开放的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得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就非常快。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提高，许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
这些都是过去的成就，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就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我国相对落后，但是这也是一个资源。这个差距怎么衡量呢？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国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1977年也都是美国的21%。
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2%；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6%。他们的发展都是前面讲的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长，台湾地区可以维持8.3%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7.6%的速度，我国在2008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也就是说，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变成1971年为美国的65.6%，我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变成美国的54.2%，韩国到1997年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也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低一点，以现在二比一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至少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和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了，到时候我国需要多一点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经济这么快速地发展，是不是就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呢？或是说即使能够维持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我国的文化还是否必须改头换面呢？我想对这一点也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要谈文化的复兴，首先必须给文化下一个定义。根据汉语大词典，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除了强调可代代相传之外，它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我个人在研究文化，尤其是研究历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比较喜欢采用的是费孝通的老师——着名人类文化学宗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划分法。他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战争工具等；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政治组织等；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跟伦理精神的层次。其实这个定义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定义是一致的，器物是经济基础，组织跟价值伦理是上层建筑。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没有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在长期发展和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这三个层次会形成一个自洽的体系，有什么样的器物，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和伦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分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用的生产工具（也就是器物）是石器，生产方式是游猎，组织方式是公社，价值理论是公有和共享。这三个方面是高度相关的：因为用石头打猎，动物跑得比人快，一个人如果要去打野兽不容易打到。这样用公社的组织方式，就可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用，石器工具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什么强调公有与共享呢？这跟生产力水平相关。因为用公社的方式组织打猎，效率是高一点，可是一个公社派几队人出去打猎，能不能打到不知道，也就是说它的生产不确定性是很高的。另外，打回来的猎物没有现在的保鲜手段，当时不吃，隔几天就坏了，因而价值伦理最好强调公有，你打到的和我打到的我们共同分享，这样有利于减少每个人的风险，提高每个人生存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定义是有道理的。当时生产工具、器物跟它的组织和价值伦理是自洽的。
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工具从石头变成铜器、铁器，生产从游猎变成农耕。农业社会的特点是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保存，而且按照24个节气去安排生产活动，收获一般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它的组织就从公社变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宗族社会。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宗族内以血缘为纽带互相帮助，有利于分散风险，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的整体。
其次，讲文化复兴，就必然跟两个概念相关。一个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因为谈文化复兴，必然是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后来变成落后了，希望再变成先进的文化，这样才有复兴可言。另一个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只有这个文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绵延不断，才有复兴的概念，如果每次都重新开始，那就无所谓复兴了。
那么，判断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它的标准是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伦理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哪个价值和伦理更好。比如，原始共产社会强调公有共享，而农业社会强调私有，到底是哪个好？应该讲各有利弊。公有共享有利于分担风险，但是不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而私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但不利于分担风险。效率当然是需要的，但风险也必须规避，所以在这两者当中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好坏不能从价值本身来衡量。
同样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博爱”为核心价值。“仁”跟“爱”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对人的关心。但是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仁” 相比哪一个更好？我个人认为难分上下。基督教的“爱”是以神为纽带，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要像兄弟一样地爱。然而，它的“博爱”是在教徒这个圈子里面的，于是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分，它的爱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会有十字军东征，才会有现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甚至在教徒里面还有教派之分。而中国的“仁”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同身受，只要能够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发生在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同样会欣喜或伤感，也会关心，这是“仁”的含义。但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跟我们血缘近，感受就会强烈一点，血缘越远，感受也就越淡，这样就有亲疏远近之分。那么，这种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仁”，跟以神为纽带但分成教内教外的“爱”，不能说哪一个绝对好，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
一个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不是从它的伦理和价值来看，而是从它的器物，它的生产力水平来区分。农业社会被认为比原始共产社会先进，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现代西方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文化，那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强势在什么地方？还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它的器物。因为它的工业化生产比我们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高。它用的战争武器，洋枪大炮，比我们过去的大刀长矛厉害得多了，所以1856年英法联军能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当时是一个4亿多人口的大国，但他们只派了2万多人，就把我们的京城占领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战争武器。所以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不在于它的价值和伦理层次。
再来，何谓文化的绵延不断？我认为绵延不断的是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因为工具和组织都是不断变化的。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中，生产工具来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秦汉以后有纸张、印刷术、火药的发明。特别是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一段技术发明相对较快的时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可见，生产工具是在不断进步的。从政治社会组织来看，在商周时期是封建制，到了秦汉以后，就变成了郡县制，中央集权了。从经济组织来讲，在明朝的时候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雇佣关系。可见，五千年中器物和组织层次是不断变化的。五千年中绵延不断的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代代相传一直没有变过。
我们现在讲的西方文化，脱胎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在八、九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才逐渐形成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八、九世纪西方还是农奴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而现在是工业化大生产，但这种生产工具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从政治社会组织来讲，在18世纪之前是君权神授的封建农奴制度，现在是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制度。使西方文化从八九世纪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的是什么？就是以基督教的博爱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它有过宗教改革，但不管哪个教派都秉持同样的核心伦理。
再如，埃及、希腊、巴比伦同样是文明古国。作为地理名词，今天的埃及与三五千年前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同一个地方，人种是同样的人种，但人们认为埃及现在的文化不是古埃及文化，为什么呢？当然，它现在的生产工具跟古埃及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组织形式跟古埃及也是不一样的；但使它有别于古埃及文化的不是这些原因，而是古埃及以太阳神为信仰的核心伦理价值体系被后来的伊斯兰教的价值体系所取代了。同样的希腊、罗马现在变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原来的核心伦理价值被基督教的伦理价值取代了。
了解这样一个定义以后，那么中国文化能否复兴，还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能不能够支撑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使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我们的组织，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能不能够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而跟它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中，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能否保存而不消失？如果不能保存，消失了，那么即使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那也就不再是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那么依靠后发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低，外国很多着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干科研人员是中国人；更何况在18世纪之前，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比其他国家快。所以，在赶上发达国家以后，我国的经济应该还能充满活力。
从经济组织来看，一般认为，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西方在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是农奴社会，一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兴起。但是中国在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时，秦国的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孔子周游列国，苏秦张仪游说诸国，换句现代的话讲就是高级白领到国外去找工作，而且当时不仅是高级白领，一般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一样的。《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就像现在我们国内沿海比较发达，内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国、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里去。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那时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有投机产业的出现。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王后吸取“高鸟尽、良弓藏”的教训辞掉官职，带着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财之道，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就已经总结出来了，他当时投机的原则就是今天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投机的原则。可见，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恰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在西方文化里，封建社会时期，它的政治组织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老百姓参政意识提高的要求，只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民本思想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实现人民参政意识提高的要求。当然，这也必须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
从经济基础来说，我们的技术发展潜力、产业升级潜力都很大；从组织层次上讲，面对市场经济，儒家文化也是完全适应的。这样，决定中国文化能否绵延不断、发扬光大的关键就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是不是能够保存，或者说是不是应该保存。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经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打倒孔家店，不消除儒家文化的愚昧落后，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我觉得这个看法不见得全面。当时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们经济基础弱，人家是强势文化。国外有一套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和他们同样的伦理价值、同样的组织，才会有和他们同样的经济基础。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关键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该不该保留，会不会消失。
曾经有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他只是整理过去的，“不作”就是不创造新的。这个说法正确吗？我想孔子在“述”的时候是有取舍的，不是简单照搬。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说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论语》里面谈“仁”有20多次，但是说法各有不同，没有重复，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但是它的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价值是不变的。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目的是实现仁的要求。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作为仁者的要求。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的冲击。为什么会受到佛学的冲击呢？因为当时有很多战乱，避世思想受到欢迎。在佛学的冲击下出现了研究心性的理学，理学家强调“诚”，内心的自我反省，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
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们强调小乘，换掉“仁”，那样的话，中国文化就变成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我们是把印度文化到中国本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把佛学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到明朝的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更为先进复杂。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在道德修养的途径不同，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按照你的良心来行事，你的良心就是你对亲疏远近的感觉。这都是“仁”的表现。
也就是说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仁”的形式和途径是不断变化的，但它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不变的。“仁”这种从我们内心感触出发的民胞物与的爱，在中国文化中是几千年延续不变、历久常新的。现代社会里具有这种爱，实际上更容易避免纷争，更容易让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它的内涵也不是保守顽固的，也不会制约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已经是很好的证明。
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群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后的，那么它会不会消失？在我个人看来，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但是并非不可能。不容易是因为这些核心的伦理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学来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古希腊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没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耳濡目染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邀请我做文化讲座，我感到特别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换看法。我的报告自是一家之言，但我认为在座的都是政治精英，责任重大，尤其是主管文化事业的政治精英责任更加重大。美国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美国的电影电视里面就灌输了很多宣扬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事业，不能用说教的方式，但是可以在小说、电影、文艺活动当中，把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历久常新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用具有现代社会特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传承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谢谢大家！
上一篇： 家庭和谐初探
下一篇： 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与未来